孟子(约前372-前289)名轲，邹(今中国山东邹县东南)人，他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的门人，其学说上承孔子并发扬光大。孟子对于自己身处时代“熙熙攘攘，皆为利来”的状况深感忧心，于是他称述上古尧舜之德，以仁义为天下根本。先是在家设教，孟子曾言“君子有三乐”，其一即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后来又游历各国，见过齐宣王、梁惠王，但因为整个战国时代的情势是“用兵争强，以相侵夺”，君王在意的是权谋之术，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，他的学说很难为各国统治者所采纳，反被认为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。《孟子》一书，有孟子自己撰述的，也有其门徒的记述，总体风格比较一致，文章辞锋锐利、辩才滔滔。

孟子认为人的本性皆善，人有四端，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”人的本性既是善的，那么对人的管理就是引导他把人性中的善给发挥出来，为政者不要阻塞了人的善性。“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；有是四端而白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。”人把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扬出来，就能和家人和睦相处，进而和他人、和社会和睦相处。

作为散文来看，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的简净不同，虽然文章也是对话体，但往往是长篇大论，论辩皆经过精心构思，文章风格气盛辞严，辩士色彩明显。孟子曾自嘲地说：“余岂好辩哉，余不得已也。”为了宣扬行王道，他在论辩中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自己的主张。《孟子》第一篇《梁惠王》的第一章，是为全篇甚至全书奠定基调的，而这一章，就是以论辩开始的。孟子见到梁惠王，梁惠王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开口就打听“利”。梁惠王的所谓“利”就是于梁国有利的富国强兵之“利”，而孟子要强调的是“仁义”，于是回答说：“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接着以排比的方式假设，如果梁王关心的是“何以利吾国”，那么，大夫关心的就是“何以利吾家”，士庶人关心的就是“何以利吾身”，各自关心的是最切身的利益，那么就有可能“上下交争利”，即上下互相从对方那里去取得利益，“而国危矣”。梁惠王才开口问了孟子一句“利”，孟子就以数句对之而宣扬白己的“仁义”之说，这是以排比、连续的气势说服对方的努力。另外，他也采用问答体，颇有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。孟子长于譬喻，“辞不迫切，而意已独至”，像“五十步笑百步”、  “揠苗助长”等都成为人所共知的成语。

故事: 孟子见梁惠王

在战争频繁的战国中期，孟子见梁惠王是为了实现理想进行的一次努力。孟子进魏都大梁城劝说梁惠王施行仁政，梁惠王身为当时最强大的魏国国君，一见面就被孟子批评一顿。

孟子事后也感觉到自己语言唐突，但没办法，如今乱世，如果不快刀斩乱麻，难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。于是，接连两天孟子都按时到朝堂下等候，但被侍卫告知：魏王不适，在后宫休息。

这一早，孟子打听到梁惠王在花园赏景，于是不顾侍卫的阻拦闯了进来。梁惠王这两天虽说散心，但也时时刻刻在想孟夫子的话。所以，当他远远望见孟子向这边走来，梁惠王就只顾自地环顾着远处的湖光山色，而且一边欣赏，一边满意地吟几句《诗经》。待孟子在身后站定施过礼后，梁惠王问道：“夫子，你们这些不说利只讲义的贤人先生们也都以观赏这样的园林风景、珍禽异兽为乐吗？”

孟子深深地施了一个礼，回答：“大王，正是因为贤人，才能以此为乐；不贤的人即便拥有了这些东西，也不能够感觉到快乐的。”“嗯？”梁惠王很意外，不过他知道这孟夫子下面一定还有话，就只好顺水说：“老先生讲讲?”

“大王，周文王当年开始规划造灵台时，仔细营造巧妙安排，天下的老百姓都来干活，没几天就建成了。文王游历灵园，看到母鹿伏在深草丛中，母鹿肥大皮毛光滑，白鸟羽毛丰满洁净；文王有观看了灵沼，池塘里的鱼儿欢蹦乱跳。周文王虽然利用了老百姓的劳力来建造高台深池，可是老百姓非常高兴，把那个台称作‘灵台’，把那个池称作‘灵沼’，而且以那里面有珍禽异兽、鱼鳖成群为快乐。像文王这样的君王能与民同乐，所以能真正享受快乐。”

“相反，《汤誓》里记载：商汤王讨伐夏桀的誓师词，昔日夏桀自称和太阳一样永久，而百姓发誓说：‘你这个太阳啊何时灭亡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’老百姓恨不得和他同归于尽，虽然夏桀也拥有高台深池、珍禽异兽，难道他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？”听着孟子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，梁惠王只感到头皮发麻、后背发凉。原想奚落他一番，不想这聪明人装起糊涂来仍然不改本色— —又给自己上了一课。俗话说的“大智若愚”，这不就是活例子吗？